其中很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关于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观点：看守灯塔这类职业可使青年科学家足以糊口，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

相较而言，通过金融市场和碳市场的衔接，实现金融市场对碳市场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有利于我国碳减排任务的完成。3、要建立与目标相一致的国际治理能力 目前，碳排放的全球治理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结构，其基本假设是只要各个国家控制好自己的碳排放，就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碳中和。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只有在明确总量的基础上对碳配额进行交易，促进规律性价格的产生，才能最终实现碳价的合理化。但在目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总量还未逐年确定，对于碳排放总量的测算方法也仍未明确。有些地区聚集了较多的低端、高碳制造业，也面临着较大的转型挑战。第二，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过渡性安排，包括免费配额和低价配额等做法，在减排进度上可能前松后紧，也可能前紧后松，最好是实现动态优化安排，但因为动态安排减排量会有波动，所以进入碳市场的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碳价格。

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也应该聚焦于提升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和披露要求的可比性、一致性。此外，还需要确定森林碳汇参数，明确不同的森林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如何用统一口径对其进行推算尚存在挑战。

此外，从行业结构来看，要注意行业划分上的区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作者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进入专题： 碳中和 碳市场 。当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争议，一些具体问题仍待解决：一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对碳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远远不到位。本书提出了2005年碳基准的测算方法。

碳减排中最大的西瓜是电力行业，其碳排放占比从世界平均看是41%，中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高，大概是52%。为什么我们要费心劳神地去测算这个数据？因为无论是今后碳减排的规划、路径的选择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特别是定价问题），都和碳达峰的数值密切相关。

碳峰值数据需谨慎估算 本书通过研究总量目标，希望把碳达峰的数值以及今后10年的碳达峰路径表述得更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虽然各行业对于碳减排都要有所行动，但是由于排放量不一样，自然对碳配额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别。这种划分方法与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导致不太好进行国际比较。但所收税费应进谁的口袋则争议巨大，大家都想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这就表现出国际共识不够，影响国际行动，也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比如，为实现碳达峰，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需要比2005年减少65%以上，那么大家必然要问，2005年的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又如，2030年我国森林蓄积量要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那么大家也需要知道，2005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年平均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但这些数据并不清晰，也没有主管部门或者权威单位公布过。未来靠什么回收电力方面的新投资？仅靠供电收入本身的回报是不够的，必须靠碳市场（或者碳税）来补充，才能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吸引足够的资金。2030年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65%以上等任务，这就需要明确2005—2020年可比GDP到底增长了多少。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就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做出了郑重承诺。

重视绿色治理 国际上很重视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中强调绿色治理，绿色治理也需要体现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这是促使各个部门都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

本书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把碳配额的价格和绿色溢价两种概念进行对比，然后各取所长，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应用，这具有重要意义。抓好重点并优化结构 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现状是，应对跨境碳排放予以调控，这相对较易达成共识。首先涉及数据口径问题。本书花了很大力气测算，得出了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净值的初步结果。如果碳市场能够在这方面给出投资信号，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就可以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研究工作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存在争议、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因此，未来发电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还将大幅提高

（作者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进入专题： 碳中和 碳市场 。中国过去习惯用生产法分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中国第二产业的碳排放特别多，在电力行业中的占比接近70%，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这个基准的口径需要明确，究竟是指毛排放的总量还是净排放的总量，是只包含碳排放还是也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此外还涉及尚未公布的2020年碳排放总量数据，以及今后10年的减排力度和轨迹。此外，从行业结构来看，要注意行业划分上的区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都是我们计算总量目标时需要注意的。对此，可适时借鉴和采用MRV（即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的一些做法，这也是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

当前各方都在积极领会、研究和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方面的工作，《碳中和经济学》研究面广、信息量大，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相信会产生重大影响。再谈谈新增装机容量所需的投资资金量，即多大的投资才能达到所需的装机容量，这里主要包含装机成本，如何将其摊入供电运行成本，与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有关，为此电网性能（包括线损）、储能、调峰、输配电投资成本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为什么我们要费心劳神地去测算这个数据？因为无论是今后碳减排的规划、路径的选择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特别是定价问题），都和碳达峰的数值密切相关。碳市场也有受到质疑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碳价格存在波动和不稳定。

虽然用GDP平减指数或者增长率来计算可比GDP在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在数据使用上还需略加小心。第一层，碳市场能够鼓励即期增产/节约，争取通过在当期现有能力下的增产/节约来改进碳平衡。

第二层，受短期内减排技术参数相对刚性所限，当期增产/节约的潜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还必须依靠引导跨期投资来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2030年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65%以上等任务，这就需要明确2005—2020年可比GDP到底增长了多少。

本书花了很大力气测算，得出了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净值的初步结果。二是存在跨境碳排放问题，这就会涉及贸易的跨境调节税，还有跨境飞机、跨境船舶等在国际领域内的碳排放问题。

本书提出了2005年碳基准的测算方法。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还存在缺失。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了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这是促使各个部门都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

抓好重点并优化结构 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核电是最贵的，但核电投产后一年可发电7000多小时。

这一层激励作用至关重要，碳达峰与碳中和将更多依靠正确、有效的投资来实现。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

但所收税费应进谁的口袋则争议巨大，大家都想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这就表现出国际共识不够，影响国际行动，也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够，很多问题尚在初步讨论之中。